当时我的左脚被烫伤了，转学的第一天，我是趿着一只布鞋出现在教室门口的，样子很狼狈。面对那些白净体面的城里孩子，我觉得自己像只混迹于天鹅群中的丑小鸭，心里充满了惶恐和委屈。当我迎着同学们好奇的目光走向自己位于墙角的座位时，竟如同被押赴刑场似的。大课间时，同学们都出去玩了，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。灿烂的阳光下，传来同学们的欢声笑语，而我却沮丧地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。后来我觉得小腹鼓胀得难受，我离开座位，扶着桌子走出教室，小心翼翼地寻找厕所，这时，一个高大的男生拦住了我。“喂，你是新来的吧？”我勾着头，没有说话，忽然他用力一推，将我搡倒在地。接着拽下我伤脚上趿着的布鞋，喊着：“弟兄们，接住。”然后向人群抛去，十几个同学围成一圈，将我的鞋抛来抛去。我忍着伤口剧烈的疼痛，急忙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满院追逐，他们故意让我的鞋在我的头顶上飞过去，同时嚷：“跳呀，小瘸子，够的着就还给你。”我顾不上越来越多的围观同学的嘲笑，一次比一次更努力地跳起来，却一次次摔倒在地，起初，我还感觉到痛，慢慢地就麻木了，仰着头绝望地望着布鞋像乌鸦一样在湛蓝的天空下飞来飞去。 后来，老师过来制止了这场闹剧，等我回到座位上，我的裤裆已经透湿，原来，在刚才极度的紧张中，我竟不知不觉地尿了裤子。从此，只要进了教室，我便纹丝不动地呆在座位上，宁肯尿裤子也不上厕所，这样的壮举一直坚持了半年多。若干年后，在一次同学聚会上，昔日的小邻桌对我戏言：“我是闻着你的尿味长大的。” 我只能报以尴尬的一笑。 最初的那几年，我的敏感几乎成了病态。我总是自惭形秽，远远地避开所有的人，我的外表渐渐变得呆滞木讷，内心却仿佛是根绷紧了的弦，稍加拨弄，就能发出长长的颤音。 终于有一天，我积累了多日的郁闷与委屈暴发了出来，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因为老师的一句话。那天老师带我们去敬老院扫雪。路上见几个乡下孩子正在街上玩耍，他们蓬头垢面，边走边用穿着黑棉布鞋的脚在路边的墙壁上踩出一个个黑脚印，当时，老师大发感慨，说农村的孩子素质低下，即使给他们穿上好衣服，也只是“沐猴而冠”，这些话给了我很大伤害。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我悄悄地爬起来，看着床底下那一双双布鞋，觉得那是农村孩子的标志，是贫困和屈辱的象征，我找出剪子把所有的布鞋都剪破，然后，怀着恶毒的快意安然入梦。第二天早晨，我被母亲拽出了被窝。她拿起扫帚劈头盖脸向我打来，我咬紧牙关，不躲不闪，倔强地瞪着她，打着打着，她忽然把扫帚一扔，哭了，我抱起衣服，赤脚向外面跑去。深夜，父亲在一座砖窑里找到了我。当时，我的双脚已被冻麻木了，他无言地背起我向家走去，静寂的夜里，我听着父亲的踏雪声沉沉地睡去。 我发起了高烧。迷迷糊糊的我觉出谁在轻轻地抚摸着我。我在床上躺了三天。三天里我一直不说话。第四天，我勉强能下床走路了，母亲便出了家门。天色渐渐黑了，外面又飘起了雪花，母亲仍没有回来，我正在恐慌，邻居跑来说，你妈被摩托车撞伤了。当我找到母亲时，她正躺在病床上，头上、手上都缠着纱布，看见我，她拿出一只皮鞋，说：“小欣，你看，漂亮吗，可惜妈没出息，另一只，丢了———”黑色的皮鞋和洁白的纱布、殷红的血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我的眼泪潸然而下。 那只皮鞋我一直珍藏着。 我上初中那年，外公因患脑溢血变成了植物人，接着外婆也瘫痪在床。本来，父亲的工资养活我们一家就够困难了，如今更是雪上加霜，母亲在学校里做了一名临时工，她既要上班，又要忙家务，还得伺候两个病人，她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，在那段日子里，我总觉得家里像坟墓一样毫无生机，生活像黄连样苦涩难当。我更加心灰意冷，愤世嫉俗，我常以一种病态的目光去看身边的一切，在逆境中选择了堕落的方式来寻求刺激，逃避现实，渐渐地我学会了抽烟、喝酒、逃学、打架甚至于————偷窃，起初母亲企图靠扫帚和眼泪使我回头，逆反心理极强的我索性将课本付之一炬，和几个哥们混迹于学生宿舍，连家也不回了。 要不是静及时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也许此时的我不是坐在电力局明亮的办公室里讲述我的故事，而是穿着囚衣在监狱接受改造。 在我的心目中静是个只能仰视却无法企及的月亮般皎洁明朗的女生，我做梦也没想到，她会和我这个“乡巴佬”成为好朋友。记得，那天她对我说：“穷人并不低人一等，你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赢得别人的尊重，我相信你的才能，你不应该自暴自弃。”刹那间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长时间以来，别人只去指责我的过错，只有她能体谅我心中的痛苦。她还给我带来了一些世界名著，在她的诱导下，文学成了我精神的家园，灵魂的避难所，写稿和投稿，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，而静则定期为我购买信封、稿纸和邮票，在那段日子里，我和静的感情在不断升温。为了不和衣着讲究的静形成太大的反差，我甚至利用星期天到乡下去收酒瓶，挣来二十元钱，买回了一双最廉价的皮鞋，没想到，穿上的当天，我的自尊受到了更严重的挫伤。 元旦之夜，班里举办联欢晚会，当我第一次穿着皮鞋，略显忸怩地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一个同学大惊小怪地叫起来：“哈，赵欣也穿上皮鞋啦。”我正要躲开，他又俯下身子，在我的鞋上捏了捏，然后以更高的声音说：“你怎么穿了双人造革的———” 在生活中，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人，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某一方面占有优势，就会不遗余力地把对方打倒，从精神到肉体。当晚，我和静是最后离开的，我们并肩坐着，谁也不看谁，后来，静叹口气说：“走吧。”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叹气。 上高二时，静辍学了，拥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，在一个黯淡的冬日午后，她站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太幼稚———”我很清楚她说的“幼稚”是指什么，我和她之间，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在它面前，她退缩了，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。 痛苦中，我把我和静的分手归咎于父母的无能，第二天凌晨，我偷出家里的全部现款———1200元钱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父亲刚从医院取出来，准备给母亲治病的。等一个月后，我再见到母亲，她已因椎间盘突出住进了医院。原来，母亲自那次被撞伤后，便落下了腰疼的病根。但她一直不肯去医院，而是用自己的病弱之躯支撑着这个家。 多少年以后，每当我回过头来看那些年的经历，我也许已经能够原谅当初因贫穷而伤害过我的人们，但是我却无法原谅自己给母亲带来的伤害。那时，我不但不体谅她，还常常故意气她，每当我用漫不经心的语调说谁谁的妈妈又给他买了两双皮鞋，或者故意弄破她做的新布鞋，又去抱怨她手艺不济时，她总是默不作声。现在我才想到，那些话对她来说，无疑是更为残忍的折磨，就像是浸过水的软鞭子，在她心上无声无息地抽打着。 后来，我穿上了军装，走进了苍茫的大别山，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，我的意志得到了磨炼，思想得到了升华，它带给我的不仅是努力后得到的荣誉和赞叹，更重要的是我终于走出了自卑的怪圈，抛弃了虚荣和自私，因为我渐渐懂得了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是应该背负许多责任的，对国家，对社会，对家庭，只有把这份责任尽好，才会活得充实和愉快，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人们的尊重，这才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。 服役两年，我第一次探家，母亲打开箱子，我看到，一双双崭新的布鞋整齐地码放着，我数了数，共24双，我当兵24个月，母亲做了24双鞋。母亲说，你不让寄，可妈还想做，做着做着，就像看到了小时的你。听了母亲的话，泪水顿时充满了我的双眼。 如今我已经脱下了军装，成了电力企业的一名职工，布鞋虽然很少穿了，但我却一直珍藏着。我想，若干年后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不一定要让他（她）穿着布鞋长大，但是我要让他懂得该怎样面对生活，知道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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